直接税改革——王朝周期律的胜负手

关于财产私有制

在讨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提到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是：

那场运动其悲怆性在于试图挑战： A.人性 B.财产私有制。注意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财产私有制。

多数人选的是人性。早半年前，我也会选人性。但后来想想，并不究竟。这种所谓的人性很大程度上是财产私有制铸就的。人性本身没有善恶，它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好的环境(或者说好的制度)造就好的人性，坏的环境造就坏的人性。大家仔细琢磨琢磨这句话，是不是？

疫情期间，内地各省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其中固然有行政指令，但很多都是志愿出征。相比之下，香港疫情期间则是七千医护人员大罢工，韩国则有过十三万医护人员大罢工。你总不能说因为他们天生自私，而内地人民天生就无私吧。当然是受制度影响。人性和制度之间，一定程度上是有驯化关系的。大家看到的损公肥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质上都是财产私有制外化为人性之后的表现。

之前聊过两次避税的问题，我发现很多人都把逃税问题道德化了。明星、网红挣了那么多钱，怎么还逃税呢？说实话，易地而处，换了你我，赚了那么多，也会想方设法少交税的，这是财产私有制所决定的。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会试图最大化私人占有。你之所以不避税，是因为你无税可避。这不是道德问题，当你把矛头直指明星的时候，问题的关键就被忽略掉了。为什么税收洼地的bug会有这么多呢？再有，许多人有个天真的逻辑，认为人有钱了就应该慷慨一些，你都那么有钱了为什么不多交点税呢？注意，钱少的时候叫零花钱，钱多的时候叫什么？钱多了就要拿来投资，获取利润或者孳息，这个时候它的名字叫资本。

资本以增值为核心，对成本费用最是锱铢必较。所以，当一个人非常有钱的时候，就要为资本考量利弊得失了。当你只有100块钱的时候，投资回报率从1%增长到2%也才涨了1块钱；当你有100亿的时候，1%的投资增长将为你带来1个亿的投资回报。有钱人在生活花费上可能会非常慷慨，但是在投资和生意场上则一定上精打细算，分斤拨两。你肯定见过这样的老板，红包一甩就是好几千，送礼也毫不吝啬，但是一转头管理公司的时候，对费用卡扣就非常严格，你部门那小打印机有年头了，总卡纸不好用，想买个新的，报上去都不给批。

再次回顾一下王朝周期律吧。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士绅不纳税，底层又交不上税，财政困难，接着就引向了两个结果。要么是没钱养不起兵，被外族击溃，要么是就是向底层加税，官逼民反。换到近现代依旧适用，只是士绅换成了资本家，土地兼并放大为财富兼并。

我之前说周期律运转的源动力是不公平，其实不对。周期律的起点是什么，是兼并。那我们再问一句，为什么要兼并？财产私有制嘛。财产私有制之下，人们会不遗余力地扩大私人占有，所以才会造就古代版的官僚资本主义。官僚大地主联合集团，有了兼并也才会引发后续的连锁反应。所以，不公平是结果，周期律运转的源动力是财产私有制。正因如此我才会在苏联解体那期最后的小结里说，财产私有制是带有自毁倾向的，是所有帝国走向熵增的源头。

那为什么王朝周期律可以周而复始呢？因为历经起义或革命之后，兼并在相当程度上被打破，王朝初期重新实行均田，或者类似均田的政策，近现代则叫土改。

我们讲历代王朝经济恢复，经常会提到王朝初期的帝王轻徭薄赋、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内在原因是兼并被打破，经济、社会重新焕发活力。革命的本质是什么？革命的本质是打破兼并，是激烈的产权关系调整，是将合法利益非法化。再说直白一点，是对财产私有制的一次具备正当性的集体侵犯。为防有人挑刺，我强调一下，这里的“侵犯”是站在和平年代视角回望之下的叙事。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学历史的时候书上会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产阶级宪法原则。因为当你将财产私有制神圣化的时候，底层的起义、革命的正当性就被彻底否定了。我说这些并不是在批判或者否定财产私有制，大家去价值化的看，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财产私有制是具有双面性的。一方面，它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一切伦理的基础，是个人奋斗的出发点，可以想一想，你的大部分喜怒忧思惊恐悲都和财产私有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总根源。所以为什么说“悲怆”，表面上看他是在斗官僚资本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质上他在做什么？他是在挑战财产私有制作为源动力的王朝周期律。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时代和一辈人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可为而为之，是为“悲怆”。

关于按劳分配

我解释按劳分配的时候，举了一个金某、慕某做鞋的例子。说金某手速快，慕某手速慢，结果金某鞋子做的就多，差量累计，金某财富超过慕某，甚至还能开工厂、财富传承后代。在这个过程中，赤中生白，所以叫资产阶级权利。

有朋友提出问题了，说我讲的不是按劳分配，是按要素分配。这个例子确实不对，但又要分两个层次来说。

第一层，我并没说这个故事中每个环节都是按劳分配，我只强调两个人的起点是按劳分配，由这个起点开始，由于天赋差异逐渐形成财富分化，金家拥有了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土地、技术，而慕家始终只有劳动力要素。按要素分配导致两家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分化，也就是说是按劳分配促成了后来的按要素分配。这个过程的叙事问题不大。

第二层，金某、慕某各自做鞋，两个人明显属于个体户。个体户劳动所得是否属于按劳分配？这里就有问题了。

大家初中时代就学过，有三种劳动所得：按劳分配所得、按劳动要素分配所得、按个体劳动成果所得。同样做鞋子赚钱，你在国企，那就是按劳分配所得；你在私企，那就是按劳动要素分配所得；你是个体户，那就是按个体劳动成果分配所得。为啥会有这样的分法，仅仅是按照公有制、私有制、个体经济来做的区分吗？往深了不太好讲，只能简单解释下。一家私企，老板投资，工人干活，老板投入的是资本要素，工人投入的是劳动力要素，分钱的时候，按生产要素分配，老板拿的那部分就是资本要素所得，工人拿的那部分就是劳动要素所得。切换到国企，工人拿完工资之后，剩下的归公司或上交国家，而国家是代劳动者管理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公司、国家的那部分归根到底也是劳动者的，只不过留作扩大再生产罢了，这个时候理论上只有劳动者在分账，所以是按劳分配。如果是个体户，交完给国家的税费，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没有众多劳动者分账这一步，所以叫按个体劳动成果分配。但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看，个体劳动成果分配是按劳分配的一种极端形式。所以我那个例子可以做个修正，说金某和慕某都是某国企鞋厂员工。咱们现在一般就是这么作区分的，但是，前述的区分方式很笼统。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打从建国以来，中国语境里的“按劳分配”就和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不是一回事儿。咱们只是借用了概念，内涵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说的“按劳分配”其实是“按劳动力贡献分配”。具体有点小复杂，我就不展开说了。

还有，我想再强调一下，苏联解体那期，我不是在否定按劳分配。如果把那期看完，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很遗憾，苏联解体那期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拆分版、一个是完整版。数据显示拆分版完播率50%，完整版只有28%，明白了吧，大家没有必要在评论区吵，多数人只看了几分钟就来下结论了，网络就是这样的。

直接税改革

直接税改革事关税基调整，事关财政，而充裕的财政于国运、于亿万人民之未来至关重要。帝国的灭亡往往直接肇因于财政的崩溃，而直接税改革是巩固财政，打破王朝周期律的关键。

帝国亡于财政

首先要明白财政的重要性。说来很有意思，聊到个人，聊到公司，我们都能明白钱有多重要。可是一说到国家，好多人就忽然闹不明白了，堕陷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之类的赛道里争辩，却忽略了财政的决定性作用。

不论资社，这个世界很现实，只要做事就得花钱，基本建设、科教文卫、社会保障、企业扶持、国防安全…干啥都要花钱。各国政府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烧钱主体。只要有钱，啥事儿都好办，摆平了就风平浪静，没钱了，妖魔鬼怪就一股脑儿冒出来。

大家读历史一定有一个感觉，每到王朝末期，天灾就集体上线，旱灾、蝗灾、洪涝、地震、瘟疫…似乎天人感应一般，水利设施也都荒废破坏了，这所有的一切恶化了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成为王朝灭亡的加速器。结果就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原大地王朝兴替。

实际上，管他是发大水还是闹蝗灾，国家只要能够拨款赈灾，这事儿就解决了，解决了就没有后续了，大家也就不记得有这回事儿了，没解决，亡国了，大家也就跟着记住了这些事儿了。本质上是幸存者偏差。

那么为什么没解决呢？因为历代王朝到了末年，除了官僚主义之外，都不约而同的罹患同一种癌症——财政危机。

没钱消灾、没钱维护基础设施、没钱支付军费…啥都干不了。贫穷王朝百事哀，结果要么是分裂割据，要么是外敌捅进家门，王朝可不久灭亡了吗！无论是唐宋元明清，还是罗马拜占庭奥斯曼苏联，细查历史你会发现，他们衰弱的原因或许各有不同，但最终都直接或间接死于财政危机。

其实很好理解，一家公司只要还能搞到钱，就有可能度过危机起死回生，一旦资金链断了，基本就玩完了。而帝国就像是一家巨型公司，所以美国就在悬崖边儿溜达呢，如果不能解决财政问题，搞不好就要步各大帝国的后尘。

刚才还提到清朝，好多人有个误解，以为清朝是财政崩溃的例外，说大清寿终正寝的时候，账上还趴着三亿两银子，是康乾盛世的十倍。这个就开玩笑了，那个数字其实是1911年的财政收入，是收入而不是盈余，收入再多也得看够不够花。对于大清来讲，不够，远远不够，光是外债就压力山大，所以清末财政赤字严重，常年如此，要不然干嘛找列强借款啊，要不然也不至于要把民间集资的铁路权收归国有，白嫖人家筹集的资金，结果闹出了湖广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镇压，武汉空虚，阴差阳错之下，武昌就起义了，大清就没了。

就近来说，去年疫情，也能够看出财政的重要性，中国所以疫情控制得好，一方面是大家看到国家重视、上下齐心，一竿子插到底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是大家没太注意的，就是防疫投入舍得砸钱。患者治疗、物资采购、医护补助、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疫苗研发，哪一方面都花销不菲。2020年疫情防控，各级财政支出超过了4000亿人民币。对比下印度就知道，钱都花在军费上，边境闹的挺欢，等到防疫没钱了，倒是印共马执政的喀拉拉邦，一直在医疗教育上舍得投入，加上认真的执行方一政策，疫情期间相对而言表现就还不错。另外，为啥印度近些年一直在大搞私有化，变卖国有资产，还是财政缺钱，私有化的众多领域之中就包括电力，印度最近缺电这事儿，和电力私有化就有关系。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所面临的问题，八成都是钱的问题，还有一成是需要加钱的问题。国家也一样，大多数问题都是财政问题。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帝国一到后期就都没钱了？

财政死于兼并

这部分内容我在之前的那期，从唐宪宗到唐玄宗漫谈中晚唐财政危机中提过。我复述一下。那么唐朝又缘何陷入财政危机呢？土地兼并。

回看古代史，各个朝代都亡于土地兼并所引发的财政崩溃。唐朝初年实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税收是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注意租庸调制是以人丁数量为基础课税的，不看财产多寡。土地兼并大量开始之后，均田制瓦解了，农民失去了土地，没了土地也就没了收成，没了收成也就交不起税了。要么逃亡，要么是投靠大地主做佃户。而对朝廷来讲，收自耕农的税比较容易，而收大地主的税是很难的。因为大地主往往是贵族豪强，隐瞒人口、隐瞒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免税权和逃税手段，所谓“士绅不纳粮”。所以土地兼并之后，国家的税源就少了，最终引发财政危机。到了明清两代，国家税收以田赋为主，田赋是按田产计征，但是继承了同样的病根儿，宗室贵族、官绅豪强本来就有大量的免税土地，还一边兼并土地，一边瞒报土地，导致税基严重萎缩，税收不足，财政紧张。财政没钱了，但是花钱的地方可一样都不少啊。像明朝末年，灾荒、瘟疫、外敌入侵，三合一大礼包哪样都得砸钱。国家既然收不到官绅豪强的税，那就只能向底层加税，辽饷、剿饷、练饷一键三连，底层遭不住，农民起义就上演了。也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崇祯裁撤驿站，辞退驿卒，而辞退的驿卒中有个人叫李自成。旧王朝灭亡，血洗一遍之后，新王朝建立，重新丈量分配土地，也就重建了税基，于是财政恢复生机。等到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旧疾复发，以上循环再来一遍。这个就是王朝周期律。

许多史书或传奇，喜欢把王朝末年的问题统统甩锅给皇帝，其实是一种浅薄的叙事方式，以戏剧化的演绎替代了历史真相。

那么，时至当代，刚才的这套历史周期律还适用吗？适用。古代的兼并是土地兼并，现代的兼并进化为资本兼并，但是依旧会造成贫富悬殊，侵蚀税基，祸及财政。因为“士绅”依旧不纳粮，哪个国家都不例外。

大家应该听过，巴菲特交的税比他秘书还少，他说过，美国占1%的富人所负担的税率比我们的接待员甚至清洁工都要低。那是因为富豪的避税手段花样百出，比如说大家最熟知的一种，美国富豪动辄投设私人慈善基金，巴菲特、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贝索斯…无一例外，那当然不是在搞慈善了，而是在避税。按照美国法律，慈善基金免税，每年只要用掉5%，用于慈善相关事宜即可，20年后取消限制。这个相关的说道就大了，富豪让子女或者干脆自己出任基金的管理人，把吃喝玩乐的开销全都列支到这5%的开支里。同时自己只从公司象征性的拿点工资，这么一来，当然就交不了多少税了。但是，这样的避税手段门槛太高，普通人玩不起，结果就是，在税收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只能狠盯着中产薅羊毛，富人的毛就算长到拖地了，他们也薅不着。美国现在联邦财政收入的90%左右都来自个税和社保。翻译过来就是，90%左右的税都来自普通人而不是富人。相比之下美国前1%的富人占据了全社会40%的财富，前10%的富人占据了全社会77%的财富，税收贡献与财富拥有量彻底倒挂。

那么中国情况如何呢？先看贫富问题。虽然没有美国那样的富人财富量占比的数字，但是大家从各类统计数据中也能间接的感受到点什么，比如2020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32189元，换算到月就是2682元，另外一个数字超7成网民收入低于5000元。反过来再看税收，中国财政收入90%以上来自税收，而税收的70%又来自间接税收入和工资税收入，而间接税和工资税主要是普通人贡献的，也就是说从税收的人群结构上来讲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美国类似。

说到这大家应该明白，古代最好收税的是自耕农，现代最好收税的是中产。中产没有严格的标准，反正你把这标准线压低一点。要想保证财政长青，就要保证自耕农或者中产阶级作为税基的规模存在。然而，兼并会摧毁税基。古代兼并导致自耕农逃亡，现代兼并导致中产萎缩，最后就是贫富悬殊，穷人没钱交不起税，富人又避税手段太多收不上税，国家陷入财政危机。

尤其是工业社会，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创造速度的同时兼并速度也更加凶猛，尤其是在互联网大数据的加持之下，如果不加干预，贫富差距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即拉大，王朝周期律也会加速运转。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常说的两个方法：做大蛋糕、重切蛋糕。

大英帝国当年做过示范。一边鼓励底层走出去，变现帝国红利，这是做大蛋糕。另一边是推进税制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是重切蛋糕。只要蛋糕能持续的做大，富人吃肉，普通人再怎么也能跟着喝口汤。怕就怕增长放缓，这时候就必须考虑怎么重切蛋糕了。

大家感觉现在社会越来越卷，就和增长放缓是有关系的。

中国美国处境类似，只是中国依旧有做大蛋糕的空间，所以问题还没显得那么紧迫。

说到这中国做大蛋糕的一个方向就是高端制造业，这就抢了美国的蛋糕了，所以近几年中美矛盾才那么激烈。看中国目前的做法大致是这样的，就做大蛋糕这种做法呢，是朝两个方向，横向上以一带一路，纵向上攀爬科技树。重切蛋糕这种做法呢，就是直接税改革（还有抑制兼并）。

做大蛋糕是大家一起赚钱，不过是赚多赚少的区别而已，阻力在外部，主要来自美国。重切蛋糕却是从富人的口袋里掏钱，困难在内部。大家读历史都知道，内部阻力比外部敌人可要难处理多了。

接下来解释解释什么是直接税。

直接税与间接税

按照学界标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划分标准是税负能否转嫁。

先看间接税。一般来讲，对商品和服务课税的税种属于间接税。比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还有以前的营业税。厂商、进口商等这些主体是纳税人，交钱纳税，但是他们会把税额加进价格里，最后让消费者来承担，这个就是税负转嫁。比如本来这个东西不交税只卖10块钱，但是我交了1块钱税，我现在就11块钱卖给你。大家到超市买包薯片、买瓶水交钱的时候，其实都负担了几毛钱的增值税。如果买的是进口薯片，你可能还负担了关税。总的来讲，间接税相对隐蔽，就像温水煮青蛙，如果不说，大多数老百姓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再看直接税。大致来说，对收入和财产进行课税的税种属于直接税。比如所得税、财产税。直接税并不明显转嫁，由纳税人直接负担。比如，作为搬砖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扣完了社保，又扣了个税之后才会到手里。和间接税相比，直接税一目了然，就像是割肉一样，税痛非常直接。

说完了这些，就可以明白，间接税收入主要是由普通人所贡献的，因为间接税转嫁的终端通常是消费者，而消费者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对个人来讲，随着收入和财富值的增加，消费所占的比重会逐渐变小。富人总共就那么些，他们再怎么花天酒地，再怎么一掷千金，也比不上几亿人消费的总和。所以市场上才会有那句话，得屌丝者得天下。抖音、拼多多、樊登读书会、蜜雪冰城…他们都是从下沉市场打出来的。而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财富就会在内部调整，贫富差距拉大，会侵蚀普通人的购买力，也就是损害税基。大家消费少了，间接税就贡献得少了。还会影响到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到给职工开的工资收入。每个环节都会导致税收的减少，而职工收入少了消费就更少了，陷入恶性循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富人征税，做一次再分配，把从富人那挣来的钱拿来夯实底层税基。比方说，投到西部建设、扶贫工作中去，一步步培育出新的购买力，进而消化更多的工业产品，实现内循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获得的收入要缴税，从他们手里赚取收益的企业也在缴税。人民有生活、企业有发展、国家有税收，一切步入正向循环。而对富人征税的关键就是直接税，尤其是直接税中的财产税。

向来难

直接税并不都是富人税，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所得税又分为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中个人所得税主要是个穷人税。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包括很多个税目，工资薪金所得、劳务利得、财产所得、财产转让所得…都要课税。但是从结果上看，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六成以上都来自刚才说的第一项——工资薪金所得，也就是俗称的工资税。那么哪些人是拿工资的呢，打工人、上班族。富人的主要收入可不是工资，而是资本利得。这是为什么，我前面提到中国税收的70%来自间接税收入和工资税收入，那里我说的是工资税收入，而不是全部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所以，刨掉个税，也暂时不谈企业所得税，这是个大话题这里不展开。直接税改革的关键就在于财产税。

财产税以财产为基础课征。包括但不限于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资本离境税…现阶段为止，中国几乎没有财产税，之前那个房产税试点是蜻蜓点水，几同于无。所以我们税收之中，富人的贡献率非常低。但是，进一步说，真想征到财产税也没那么容易。美国早就开征了财产税，前面所说的财产税，美国一样没拉下。然而现在还是我前面说的那个情况，联邦财政90%左右来自个税和社保。以遗产税为例，美国的大富豪们几乎就没人交过。前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柯恩公开说，只有税务筹划做的很糟糕的有钱人才缴遗产税。

不光美国搞不定，中国古代也搞不定，这种税收改革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历朝历代都搞过。唐朝时杨炎的两税法，宋朝时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明朝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朝时雍正的摊丁入亩，全都是类似性质的改革。大体思路就是减少按人头征收的人丁税，也就是穷人税，增加按田产征收的财产税，也就是富人税。但是结果如何，大家都有感受，大多都是人亡政息。这几个主持改革的人，翻看史书就会发现，都是负面评价一大把，顶好也是极富争议。原因很简单，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阶层与地主豪强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读书人主要出身于这个阶级，你得罪了他们，也就惹毛了读书人，笔杆子一抖，身后评价，危矣。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雍正，给世人留下的都是刻薄寡恩的形象。雍正推行改革，肃清吏治、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每一项都是对着官绅豪强骑脸输出，也因此给乾隆打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底子，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康“乾”盛世，可是雍正本人却不在这个词里面。乾隆上台之后把老爹的改革给废掉了，对官绅豪强宽厚为怀，于是后世的读书人对乾隆大夸特夸，却把雍正给骂惨了。当代有些事是类似的，刚才说的只是王朝中期的改革。事实上放眼中国古代时，中国税制也是从以丁身为本，到以资产为宗。早期主要是收人头税，到了明清两代，田赋已经成了主流。即便如此，政府还是收不到富人的税。宗室贵族、官绅豪强一边兼并土地，一边瞒报偷税，清代的时候最是猖狂。众所周知，清代的国土面积远远大过明朝，然而有清一代登记在册的田亩面积数值居然都没能超过明朝。

时间来到现在，事情依旧不好做。直接税改革喊话很多年了，一直有阻力，这个就有类似的原因。故事中的地主豪强不过是换成资本家而已。

可是，税改这个东西要么主动改，要么被动改。主动改就是直接税，劫富济贫；被动改就是财政危机，触发周期律，社会动荡，推倒重来。后者未免代价太大，而且鉴于我们的政权性质，开征直接税，也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所以难做也得做，或者说正是因为难做才更要做，越是难啃的骨头啃下来收益越大，受益越久。不管国家、公司还是个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