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最近在读的一本感触很多的经济类书籍。特别是里面的四大利益集团博弈的分析方法和四大基本制度，对分析国内现今的经济形势也很有作用。
四大利益集团
黄炎培和毛泽东在”窑洞对“谈到中国的历史周期律。自秦以后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超过300年的寿命，黄炎培在论断中将这一现象归因为统治阶级的懈怠与腐朽。
但是历史上也有很多朝代晚期，最高统治者励精图治仍无法挽救王朝的倾颓之势；而在朝代初期，很多皇帝瞎折腾都不会亡国。比如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战被瓦剌俘虏，大明朝在文官集团的维持下仍然稳若泰山。事实上明朝没几个好皇帝，就如毛泽东所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但是就这样一个皇帝集体掉链子的王朝，仍然能维持276年。到了最后崇祯再怎么想励精图治也无法挽救这个将倾的大厦。
人们常把这种现象说是朝代“气数已尽”。那是什么导致王朝的衰败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从经济的角度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四大利益集团的博弈。
决定国家机器运转的两大因素：
-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模式。
- 拥有生产资料的有产者和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之间的财富转移。
央地关系
在中国，政府作为政权统治者，拥有枪杆子(军队控制权)、钱袋子(财政权)、印把子(政治权)、笔杆子(思想舆论控制权)、刀把子(司法权)。这五“子”中央政府失去任何一项都会导致政局不稳定。其中财政权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财政不稳固，枪杆子(军事)、笔杆子(思想)、印把子(政治权)、刀把子(法律)也将不稳固。
中国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被归为财政问题，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一切行政权力，究其来源，皆出于兵权，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
读中国历史就知道，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中央和地方有诸多利益纷争。
唐朝就是中央财政薄弱，导致安史之乱后无力募兵，被迫下放财权让地方政府募兵，导致节度使做大，最终造成地方藩镇割据的尾大不掉，中央失去权威。
宋朝吸取了唐朝的教训，牢牢把握财权和军权，建立枢密院和禁军制度，但是冗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导致财政压力过大；同时为防止武将造反，推行文官制度，首创了文官节制武将的制度，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导致宋朝军事实力薄弱。
明朝同样吸取前朝教训，中央为了集权废宰相建内阁，用厂卫制监察百官；同时为了防止藩王造反，给地给俸禄就是不能养兵，结果导致朱姓宗族压垮财政。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随着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中央财政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演变，但是由于明朝还没有发债的制度，导致王朝后期财富集中货币短缺，收不上来税，中央财政崩溃，又一次改朝换代。
清朝到了晚期，也是地方割据势力太多，但只要中央牢牢掌握着财权，地方军队没有财政供养，自然维持不久。如果财政也不行了，那便亡国有日。清朝末期就是财政不济，把民间集资的铁路收归国有，白嫖民间资产，结果闹起保路运动，从武汉抽调新军，武汉空虚导致了辛亥革命。
到了新中国毛泽东也在集权和分权之间不断徘徊；1950年，地方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实行收支两条线，是为高度集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充分放权；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强化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再次集权；1966年，“虚君共和”、“连人带马全出去”的提出，又是大放权；20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发生系统性紊乱，中央再度大集权。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以1994年的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为界，前期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是为大放权时期，因分权过度而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于是在其后的1994年，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重新实行集权。
新中国后中央财政在放权和集权间不断变换，这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
政府从民间汲取财税，而民间分为两大利益集团：掌握生产资料的有产者，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者。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提到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在古代，有产者和政府官员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掌握权力的士绅阶层通常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而土地也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封建地主和士绅官僚两个群体有很大的交集。每个王朝晚期都是掌握生产资料和大量财富的有产者少交甚至不交税，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交不上税，导致中央财政枯竭，要么无力养兵，被外族击溃，要么向底层的无产者加税，官逼民反。
到了工业社会，这个问题仍是如此，只是生产资料变了，技术和资本成了更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工业化后清末和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成了近代以来的社会毒瘤。
新中国的公务员法规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这让官僚资本主义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文末还提到了互联网这股新势力，这是信息时代以来“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资料造就的一批新的有产者，而且这些互联网新贵的势头很猛。
四大制度
书中还提到了四大制度。这四大制度分别对应着地方政治制度(郡县制度)、思想文化制度(尊儒制度)、管理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经济制度(国有专营制度)，撑起了中央集权的大厦。
其中国有专营的经济制度，让中央拥有极大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国有专营制度
国有专营制度最早起于商朝的工商食官制度，在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提出盐铁专卖时逐步定型，西汉时期的桑弘羊就是用这一制度帮助为汉武帝北击匈奴提供了经济基础，史记里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不用竭而民不知”就是评价这一制度的。中国两千多年的盐税制度都沿袭于此。近代西方工业进入到中国后，清政府以官督商办的形式进行了洋务运动，这也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滥觞。
建国后，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新中国国企的来源。改革开放后国企改制，国企工人大下岗，剩下的国企大多是垄断性的命脉行业。这些国有企业大多都处在产业链最上游，掌握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使得政府在供给侧有相当大的调控能力；同时放活下游的民间资本，在需求侧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这就是书中所说的“管控宏观，放活微观”。
所以你会看到，在世界500强中，中国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超大型民营企业多是利用信息技术崛起的新贵们。这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企业公司收益远比普通民企能挣钱。
